初唐,“四杰”振诗风(文学的演变0503)

初唐四杰

在当时,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650~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4~689)和骆宾王(619~687?)。

“四杰”大都生于唐贞观年间,卢、骆生年较早,约比王、杨长十馀岁。四人的创作个性是不同的,所长亦异,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但他们都属于一般士人中确有文才而自负很高的诗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之下的雄杰之气。“四杰” 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唐高宗至武后时期,当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而崭露头角时,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

以出生最早的骆宾王为例,他出身寒门,号称“神童”。很可能是今天传播最广,被吟咏最多的唐诗——《咏鹅》据说就是他七岁时所作。然后,富才华,有盛名的他踏入社会之后却长期陷于功名难遂,青云无期的困境,一生沉沦下僚。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满怀激情地为造反事业写了《讨武檄[xí]文》(又称《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等)。这篇充满了战斗激情的檄文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极富感染力。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观此文,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感叹:“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可见这篇檄文煽动力之强。三个月后,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或说被乱军所杀,或说遁入了空门。

骆宾王作诗,尤擅七言歌行,也是气骨刚健,视野宏大,格调沉郁伟岸,神采飞扬而透着不平之气。他的名作 《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便已被认为绝唱。

《帝京篇》中,诗人从当年帝京长安的壮观与豪华写起,首叙形势之恢弘、宫阙之壮伟;次述王侯、贵戚、游侠、倡家之奢侈无度;但很快就进入议论抒情,评说古今而抒发感慨: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已矣哉,归去来,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借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大量运有典故,深化诗歌内涵,并以浓烈的感情贯注于对历史人生的思索之中,使诗的抒情深化,带有更强的思想力量,形成壮大的气势。在诗中,作者还直接抒发了自己沉沦下僚而 “十年不调”的强烈不满,这种愤愤不平,使诗的气势更加激越昂扬。

同样擅长歌行体的卢照邻也有《行路难》和《长安古意》可与《帝京篇》比美。如《行路难》:

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昔日含红复含紫,常时留雾亦留烟。春景春风花似雪,香车玉舆恒阗咽。若个游人不竞攀,若个娼家不来折!娼家宝袜蛟龙帔,公子银鞍千万骑。黄莺一一向花娇,青鸟双双将子戏。千尺长条百尺枝,月桂星榆相蔽亏。珊瑚叶上鸳鸯鸟,凤凰巢里雏鹓儿。巢倾枝折凤归去,条枯叶落任风吹。一朝憔悴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

诗人从渭桥边枯木横槎所引发的联想写起,备言世事艰辛和离别伤悲,蕴含着强烈的历史兴亡之叹。其眼光已不局限于宫廷而转向市井,其情怀已不局限于个人生活而进入沧海桑田的感慨,进而思索人生的哲理。所以此诗的后半部以 “人生贵贱无始终,倏忽须臾难久持”的议论为转折,跨越古今,思索历史和人生,夹以强烈的个体情感。将世事无常和人生有限的伤悲,抒写得淋漓尽致,胸怀开阔,气势壮大。

卢照邻、骆宾王的创作个性,不仅歌行体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小诗亦不落俗套,激昂壮烈。如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本是送别之作,却借古抒怀,悲壮苍凉,失意之悲变得浑厚激越。

歌行体是以五、七言为主而夹杂少量三言的体式,句式灵活,易于产生跌宕起伏的动态美;连绵的排句可以使诗句的气势层层高涨,气势惊人。而相对于歌行体而言,当时渐趋于成熟的五言律,因为讲求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谐调,束缚就比较多。但是,“四杰”所写的五言律,尤其是王勃和杨炯的五律,也透露出一种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四杰”的送别诗,于伤别之外,尚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四杰”送别诗中最有名的一首。与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一样越过了儿女惜别的离愁别恨。诗人面对羁旅的艰辛和离别的孤独,但没有伤感,没有惆怅,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壮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概。五言律在宫廷诗人手里,多用于唱和和咏物,而到了王、杨时代,创作视野也更加阔大,已从台阁移至国家的壮丽山河。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边塞是当时士人幻想建功立业的用武之地,尽管“四杰”中的王、杨、卢都从未到过边塞,然而他们在诗中表现的立功边塞的志向和慷慨情怀溢于言表。

 

“四杰”作诗,重视抒一己真情,不平则鸣,因此作诗常常气势雄浑,有慷慨悲凉之气,动人心魂。如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所说: “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都强调作诗要有刚健骨气,不甘于上官体纤巧婉转的流弊,这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四杰”对唐代诗风的振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杰”成名到盛唐时代,诗歌艺术实现了飞跃之后,一直有宫体诗人笑话初唐四杰的诗文粗糙不精。他们以追求词藻、对仗、典故、音韵等技巧为能事,讲究的就精致纤美,代表了长期以来上层文人的审美取向。他们自然看不惯这些寒士不合规矩的高歌壮吟,所以对“四杰”诗的批评嘲笑在他们死后依然不绝。然而,时代潮流滚滚,诗风的转变中“四杰”的贡献是掩盖不了的。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中直言不讳地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不过,“四杰”之诗毕竟还属于“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也并非不讲究对偶词采、声律韵调的雕饰,但这种追求有了激昂情志的支撑,就不易流于轻浮柔靡。尤其以五律见长的杨炯,他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唐代近体诗的粘式律,对韵律之美的追求显而易见。也正是这种追求,使他在有意无意之间,与杜审言以及沈、宋等台阁诗人一起推动了五律诗体制、格律的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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