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之初,宫体的精美与隐逸的淡泊(文学的演变0502)

初唐

 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是中国诗歌的顶峰。19341220日鲁迅先生在《致杨霁云》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玉谿生(即李商隐,号玉溪(谿)生,又号樊南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齐天太圣”看似笔误,但细想却不难理解:唐诗已经是诗歌的顶点了,后代诗人在唐诗面前,如同齐天大圣在五行山下,想更进一步,就像孙猴子想翻出如来佛掌心一样近乎不可能。若真能做到,那就真的比“齐天大圣”还要“一点”,成为“齐天太圣”了。

唐代文学,不能不从诗说起。

在南、北朝文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初唐的贞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主掌贞观诗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及其身边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尤其以北方关陇士人为主,入唐后多为史臣。他们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判态度,但没有因此而否定诗的声辞之美,从而为唐诗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馀地。魏征《隋书 ·文学传序》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种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特征的清醒认识,和“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的提出,是贞观时期唐太宗及其史臣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形成的对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共识。所谓“贵于清绮”是对追求声律辞藻的南朝诗风的概括,偏重于诗的声辞之美而言,宜于咏歌是其所长,缘情绮靡而流于轻艳纤弱则为其所短。“重乎气质”指北朝诗歌特有的真挚朴厚的情感力量和气势,贞刚壮大是其所长,而表现形式的简古质朴或理胜其词,则是一种缺憾。如何用南朝文学的声辞之美,来表现新朝的恢宏气象和刚健开朗的健康情思,是初唐诗人面临的课题,也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关键。

太宗李世民是个爱好文艺的君主,现存的太宗诗里,感时应景、吟咏风月的多达五十余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虞世南等人特意《北堂书钞》、《文思博要》和《艺文类聚》等类书以便于应制咏物时检索辞藻和典,把诗写得华美典雅,这些书就成为宫廷诗人的作诗词典这样做出来的宫体诗当然对仗工稳,雕琢精致可惜常常是文采虽丽而无生气,缺乏美的情思意味。

上官体

在贞观诗坛的后期,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宫体诗诗人上官仪,形成“上官体”。

上官仪(608~644),陕州(今河南陕县)人。贞观初进士及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朝官至三品西台侍郎,地位很高,名噪一时。

上官仪在贞观年间所作的应制诗,就以属对工切和写景清丽婉转而显得很突出。如《奉和山夜临秋》:

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云飞送断雁,月上净疏林。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

此诗是上官仪应制诗的代表作,诗的题材内容虽然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但诗人有意摆脱从类书掇拾辞藻的陈规旧习,注重对景物的细致体察,自铸新词以状物色。通过物色的动态变化,写出情思的婉转,从而构成情隐于内而秀发于外的诗境。这种笔法精细而秀逸浑成的诗作,把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主流诗体。

隐逸诗

初唐的一般士人中,王绩(589~644)是诗风较为独特的一位。他是隋朝大儒王通的弟弟,在隋、唐之际,曾三仕三隐。心念仕途,却又自知难以显达,故归隐山林田园,以琴酒诗歌自娱。自谓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过酒家五首》其二)。他的诗歌创作,是其冷眼旁观世事时化解心中不平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其代表作为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以平淡自然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感,写得相当真切朴素,有一种不施脂粉的自然之美。他的诗代表了改朝换代常会出现的平淡自然的隐逸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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