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兴亡烟雨中之佛教的盛极与后世的警惕

佛教的盛极与后世的警惕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极盛的时期。汉朝时佛教传入中原,渐渐兴起。东晋时,建康佛寺不到四十所,到了梁朝,则“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不但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宣布“唯佛教是正道”,更亲身示范——他曾多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只好出钱把他赎回来做皇帝。

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萧衍亲自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通;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他第二次至同泰寺舍身出家,还讲解《大般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

萧衍不仅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研佛理,从《大般涅槃经》中找到依据,要求僧人“禁断肉食”,中国和尚吃素的传统由此而来。他对汉传佛教的发展贡献极大,但他以帝王之尊沉迷佛法,便没有精力再理朝政,老年的萧衍更是刚愎自用,朝政日益混乱,终于酿至“侯景之乱”,不仅自己被活活饿死在宫中,更让梁朝迅速走向灭亡。

整个南朝的百余年间,寺庙数量虽难以准确统计,估计也有数千座之多,僧尼更有数十万之众。唐代诗人杜牧曾在《江南春》一诗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谓“四百八十寺”,在数量上不是夸张,反而是少写了

同时期北方的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也学习汉族的封建文化,在推尊儒学的同时,宣扬佛教以安人心,因而佛教亦盛其寺院、石窟的建造比南方更甚。北魏极盛时期,洛阳便有寺一千三百所。

南北朝统治者推尊佛教,自然有安定人心,稳定社稷的用意,但从结果来看,都是缘木求鱼之举,甚至反受其害。后世的君臣们读到这段历史时,如何能不对佛教心生警惕。后世每次君王要行“灭佛”政策时,梁武帝都会被拎出来当作反面教材,也就理所当然了。

苏辙历代论》中的观点在后世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秦姚兴区区一隅,招延缁素,译经谈妙,至者凡数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继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尝见至舍身为奴隶,郊庙之祭,不荐毛血,父子皆陷于侯景,而国随以亡。议者观秦、梁之败,则以佛法为不足赖矣。

参考译文:后秦的姚氏兴起于在北方小小的一角,大肆招揽僧徒,翻译佛经谈论妙法,应召而来的共有数千人,但姚氏的灭亡,终究只是转眼之间。南朝的梁武帝继续崇佛,江南的佛教繁荣,是前世从未曾见过的。梁武帝崇佛,到了自己舍身做庙里的奴仆,祭祀宗庙和天地时都不用带毛流血的牲畜的地步,然而梁武帝父子都陷落在侯景手中,梁朝随之灭亡。议事的人看后秦与南梁的败亡,就认为佛法是不值得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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