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学:文学的发展与融合(文学的演变0404)

南北朝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便是以南朝为主流的。

西晋灭亡后,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jié]、氐[dī]、羌五族的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混战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经济和文化惨遭破坏。后来北魏太武帝统一了北方,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北魏终究在六镇起义的打击下,分裂为东、西魏,后来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最后统一于杨坚建立的隋朝。总体上,北朝文学乏善可陈。

在长江以南,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公元589年陈灭于隋,共一百六十九年,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统称南朝。南朝继续东晋偏安江南的局面,社会情况比北朝安定,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很多繁华都市,如建康,史载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市廛[chán]列肆,liè,等同)于二京”。南朝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略有抬头,不过基本上仍是两晋士族门阀政治的延续。士族阶层攫取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大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描画出谢家庄园:“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qiān]陌纵横,[chéng]埒(liè,田埂)交经。”除了耕地,还有“北山二园,南山三苑”。

“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心灵的从东晋便是文人常见的排遣方式,到了南朝就蔚然成风其中在南朝诗人中起引领作用的便是“大谢”谢灵运。

文人诗歌

南朝文人诗歌从刘宋初年开始由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谢灵运出生于公元385年,谢玄的孙子、王羲之的外孙,幼即聪颖,“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自评:“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肆意游遨”,“辄为歌咏,以致其意”,山水景致成为其诗中主要的描写对象,遂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他也就成为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如《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zuò]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qiān]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qīn]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qí]祁伤豳[bīn]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参考译文:

沉潜的虬龙,姿态那么幽娴美妙!高飞的鸿鸟,声音多么响亮悠远!

我想飞向天空,却愧对天上的飞鸿;我想栖居川流,却惭对深渊的潜龙。

我仕进修德,却缺少足够的才智;我退隐耕田,力气又无法胜任。

为了追求俸禄,我来到这偏远的海边做官,兼又卧病在床,面对著空空的林莽。

每日蒙著被子,枕著枕头,浑然不知季节气候的变化。偶然间揭开窗帷,方得一探窗外。

倾耳倾听那流水波动的声音,举目眺望那巍峨高峻的山岭。

初春的阳光已经代替了残余的冬风,新来的阳气也更替了去冬的阴冷。

不知不觉池塘已经长满了春草,园中柳条上的鸣禽也变了种类、换了声音。

想起《采繁祁祁》这首《豳风》中的诗,真使我伤悲,想到《春草生兮萋萋》这首楚歌,更让我感慨。

独居的生活容易让人觉得时间漫长,而离群索居也让人难以安心。

坚持节操那里仅仅是古人才做得到呢?所谓的“遁世无闷”今天在我的身上已经验证了。

 

其中最生动而富有生机的,便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金代诗人元好问也评论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南朝宋文学家鲍照说的更加直白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同处刘宋时代,出身寒微的鲍照,是一位极有抱负的才士。他不甘于自己低下的地位,迫切地想凭借自己的才智,在上层社会找到一席之地。《南史》本传载:照尝谒临川王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 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但在豪门士族的压制下,出身寒门的他壮志难酬。步入仕途后,就一直沉沦下僚,常常是在贫病交迫之中艰难度日,正如锤嵘所说的“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卷中)。不幸的身世遭际,促成了他的文学成就,后人将他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

他的作品猛烈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并表现了士族文学所少见的爱国思想和较广泛的社会内容。他模拟和学习乐府,其七言和杂言乐府诗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并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七言诗体,扩大了七言诗的影响,对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鲍照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诗、赋、骈文皆不乏名篇,但还是诗歌方面成就最高。他将满腔的悲愁苦闷之情与怨愤不平之气发而为诗,因而其诗歌的内容,就是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抒发寒门之士备遭压抑的痛苦,其中充满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代表着寒士的强烈呼声。如《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四: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zhí zhú]不敢言。

参考译文:

倒水在平地上,水会向四面八方流散。

人生也有不同的命运,怎能成天自怨自哀!

喝点酒来宽慰自己,举起杯来却难以成饮,只能长歌《行路难》。

我心又不是草木石块,怎么会没有感情?满腹感慨却只能吞声徘徊,不能多说什么。

悲愁深沉,郁结在胸,酌酒难以自宽,长歌为之断绝。满腹感慨吞声不能言,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全诗就突出一个“愁”字,所叹者愁,酌酒为消愁,悲歌为泻愁,不敢言者更添愁。正如沈德潜所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这自然生愁”(《古诗源》卷十一)。发词慷慨任气,情意激越难平,深沉而奔放,是不是已经有李白的风度了?杜甫就曾以“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来称美李白。

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时期。我国诗歌自建安以来,渐重词藻、对偶、用事,晋时陆机已注意到声音的谐调,到了齐梁,声韵学进一步发展,(颙yóng)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接着沈约把四声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古代“近体诗”发展的时代。

不过,“永明体”作家的创作大都内容贫乏,形式技巧高于内容情感,只有谢朓的山水诗,成就较高。谢朓(tiǎo)464-499),字玄晖,南朝齐杰出的山水诗人。他出身高门士族,与“大谢”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李白称赞族叔李云诗兼具建安风骨与清新秀逸,就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清逸俊秀正是小谢山水诗的特色,如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原文:

[bà][sì]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méng],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

有情知望乡,谁能zhěn)不变?

参考译文:

我就像王粲在灞陵上眺望长安,又像潘岳在河阳回顾洛阳那样回望京城。

夕阳使飞耸的屋脊色彩明丽,京城内的屋宇参差错落,历历在目。

残余的晚霞铺展开来就像彩锦,澄清的江水平静得如同白练。

喧闹的群鸟覆盖了春天的小洲,各种花朵开满了芳草遍地的郊野。

我将远离京城在他乡久留,真怀念那些已过去的欢乐宴会。

回乡的日期在何时,我惆怅不已泪落如雪珠。

有感情的人都知道思念家乡,谁的黑发能不改变!

现存谢朓诗二百多首,其中山水诗观察细致,描写逼真,风格清俊秀丽,写景抒情清新自然,富有情致。诗其中佳句颇多。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至今脍炙人口。

诗歌发展到梁、陈时代,在帝王和贵族手里,逐渐走上了“宫体”的道路。梁简文蒂萧纲、瘐肩吾、[yǔ]、徐摛[chī]、徐陵都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宫体诗是宫庭生活的反映,以描写女色为主,充满色情成分,诗风浮艳绮靡,可以说体现了贵族文学的堕落。这一时期只有江淹、吴均、何逊、阴铿等人的创作略有成就。

而北方,在长期的混乱之下,文学一派沉沦死寂的景象。即使有少量作家也只能一味模仿南朝文学,缺乏特色。直到瘐信由南入北(出使北朝被扣留得重用),才为北朝文学打开局面。他本是南朝的宫体诗人,沦落北朝以后,作风大变,融合了南方的技巧与北方的风气,以刚健之笔写出了充满故国之思的"暮年诗赋",代表了南北文学融合的趋势,成就较高。杜甫赞叹:“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如其《拟咏怀·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cù]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参考译文:

 草木凋落,景象凄凉,秋天使人不禁生出悲怨之情。(“摇落秋为气”出自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当年,(江陵之败时)全国上下,失声痛哭。(啼枯湘水竹:相传舜之二妃,于舜死之后,在湘水一带啼哭,涕泣挥洒在竹上,便染上斑痕,后人名为湘妃竹,也即湘水竹。哭坏把梁城:传说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又名殖)战死在外,他的妻子哭着说:“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于是放声大哭。这一哭把城墙都哭倒了。倪璠注说:“江陵之败,君臣被戮,杀伤者众,有夫妻离别之苦。”)

 上天注定梁要灭亡,尽管经过艰苦的战斗也终归失败了。(天亡:项羽说过:“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即是说,自己灭亡是由于天意。愤战:指激烈的战斗。日蹙:指日色无光,也即是讲天时不利。愁兵:指苦战的军队。)

 梁朝的江陵之败也是有预兆的。(直虹:虹垂至地的现象。古时传说虹头尾至地,是流血的征兆。长星:史书记载,蜀后主建兴十三年,诸葛亮帅兵伐魏,屯驻在渭南,这时有个流星自东北方向西南方飞过,落在诸葛亮的军营里。据说这是打败仗的征兆。

 江陵被围困时,便注定梁大势已去。(楚歌:楚人之歌。项羽被围于垓下时,曾夜闻四面楚歌。南风:指南方楚地的歌曲。《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有“南风不竞、多死声”的话。)

 姑且借酒消愁,身后之名也就无法顾及了。(又倪璠注,以为这里有讽刺梁朝君臣当年苟且偷安而不顾长远之计的意思,可供参考。)

这首诗是庾信面对秋天凄凉的景物,触动了自己的身世之悲,亡国之痛。梁朝的灭亡,本来是君臣不恤国事的必然结果,但庾信却委婉地归命于天,以为是命中注定。自己身为南人,心向南朝,羁留北方,是不得已。眼前只是苟且偷生,至于身后之名就谈不到了。这是很痛心的话。----邓魁英、韩兆琦等《汉魏南北朝诗选注》

南北文学融合

在长期混战中,在游牧民族落后的统治下,北朝文人创作是很消沉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文学作品几乎绝迹。北魏以后,开始出现一些作家,如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但他们一味模仿南朝文学,缺乏特色。直到瘐信由南入北,才为北朝文学打开局面。他本是南朝的宫体诗人,沦落北朝以后,作风大变,以刚健之笔写出了充满故国之思的"暮年诗赋",并表现了南北文学融合的趋势,是成就较大的作家。

总体而言,五言古体诗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又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了。七言古诗在汉代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显著的进步。以后又从中演化出两大分支。一种以七言句为主,而参以其他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适宜表现激烈动荡的感情,这出于南朝宋代著名诗人鲍照的创造;另一种是齐言的,即每句都是七字,篇幅较长,按一定规律换韵(大都四句一转),具有流荡的音乐感,适宜于铺写,这主要是在梁代形成的。与此同时,律体也开始形成。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之后,产生了“永明体”,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到了南北朝后期,五律已大体成型。在南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文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七律和七绝在魏晋南北朝也有了雏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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