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体大备的汉代文学(文学的演变0402)

汉代文学的物质、文化基础

秦末乱世结束,汉王朝在公元前202建立。汉初统治者以秦为鉴,有意“于民生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无疑为生产的恢复与国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汉朝也汲取了秦朝的教训,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废除了秦的“挟[jiā]书律”,大规模收罗文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

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儒家思想统治体系,并在政治制度上把读经书和士人求官谋禄的出路密切结合,使读书人全都成为儒生,从而有效地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但是“独尊儒术”毕竟不是秦代那样严酷的文化专制,政治上罢黜百家,并不妨碍文化上吸纳百家,所以汉代文化建设仍然取得很多成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的,这也为汉代文学的发展保存了丰沃的土壤。

《史记·平准书》记述,到汉武帝时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lǐn yǔ]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有了这样的经济力量,汉武帝大力向外开拓,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汉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汉代文学的胸怀气度也是建立在这种国家实力的基础上的。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述历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并曾漫游全国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的《史记》)的创作。但是,事意外,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战败被俘,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陈词为李陵辩护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阉割)身心皆遭巨创。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史书,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其中的艰难苦楚与坚毅不舍,可见之于司马迁写给朋友的书信《报任安书》:

……故祸莫憯[cǎn]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gòu]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所以,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更丑恶,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受过宫刑的人,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现在如此,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却比鸿毛还轻,因为他们用死所追求的目的不同啊!)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tì tǎng]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越非凡的人才在世上传名。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遭受困窘而创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出《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了《国语》;孙子被剔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zhé]蜀地,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写出《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也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作的。)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我因为言语而遭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嘲笑,污辱了先人,还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前去呢?即使到百代之后,这耻辱只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每一天愁肠百结,坐在家中,精神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走出家门则不知道往哪儿去。每每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

所以说司马腐刑,命系《史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后世将之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

东汉班固等人所著的《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赵晔的《吴越春秋》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的过程中加入想像之辞,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发端。

 

辞赋:张扬之美

汉代文人们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多数楚辞体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这种刻意地模仿是没什么可称道的。但前所未有的大帝国扩大了文人的胸怀、视野,加之当时的统治者也推崇文化之士,文人们自然渐渐将《诗经》《楚辞》中的传统文学样式加以扩充。楚辞演变为汉赋这种追求恢宏壮丽之美的文体,就顺理成章了。

赋才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亦称汉赋。形式上,汉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语言上,既有《诗经》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是杂言文体。所以汉赋可以说是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

汉赋在楚辞的基础上着意发扬,更醉心于铺陈夸饰,有纵横家的张扬风格。汉赋一般以讽劝为创作目的,但作品中劝谏君王的内容常常只是最后的“点睛”一笔;主体内容以张扬夸饰为能,总体上表现出对美与文采的明确追求,似乎讽谏的部分只是点缀,所以又有“劝百讽一”之说。

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淮南王等皇族,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大批专门家。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时辞赋创作的情况。这在先秦是无法想象的。

新体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汉赋的最高成就,所以后人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正统汉赋的以吹牛为能事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体而言,汉赋是一种讲究铺陈夸饰,追求炫目悦耳,娱人心目的文体。今天读来,还会让人觉得十分张扬,仿佛就是为炫耀而吹牛:)

如司马相如著名的《子虚赋》,这里只选其中炫耀完楚国地大物博、物产丰饶之后继续铺陈楚王狩猎场景的一小段,供大家简单了解典型汉赋的张扬夸饰:

……于是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ráo zhān],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cù][qióng]蛩,辚距虚,轶野马,轊[wèi]陶駼[tú],乘遗风,射游骐[qí]。倏[shū][shēn]倩浰[ qiàn liàn ],雷动猋[biāo]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zì],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yǎn]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俳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jiǎo][xì]受诎[qū],殚[dān]睹众物之变态……

参考译文:于是就派专诸之类的勇士,杀这些野兽。楚王就驾御起被驯服的杂毛之马,乘坐着美玉雕饰的车挥动着用鱼须作旒穗的曲柄旌旗,摇动缀着明月珍珠的旗帜。高举锋利的三刃戟,左手拿着雕有花纹的乌嗥名弓,右手拿着夏箙中的强劲之箭。伯乐做骖乘,纤阿当御者。车马缓慢行驶,尚未尽情驰骋时,就已踏倒了强健的猛兽。车轮辗压蛩蛩、践踏距虚,突击野马,轴头撞死騊駼,乘着千里马,箭射游荡之骐。楚王的车骑迅疾异常,有如惊雷滚动,好似狂飙袭来,像流星飞坠,若雷霆撞击。弓不虚发,箭箭都射裂禽兽的眼眶,或贯穿胸膛,直达腋下,使连着心脏的血管断裂。猎获的野兽,像雨点飞降般纷纷而落,覆盖了野草,遮蔽了大地。于是,楚王就停鞭徘徊,自由自在地缓步而行,浏览山北的森林,观赏壮士的暴怒,以及野兽的恐惧。拦截那疲倦的野兽,捕捉那精疲力竭的野兽,遍观群兽各种不同的姿态。

 

东汉时,文人们对新体汉赋这种一味追求视听效果以耸动心目的“文艺暴力”也有所反省,便有了真情贯注,灵秀可爱的抒情小赋,如上面提到的张衡的《归田赋》: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sì]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xí]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xié háng],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liú]

于时曜[yào]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pán]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qú]。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参考译文:游寓京都作官已经很久,没有高明的谋略去辅佐君王。只在河空想鱼儿,要等黄河水清还不知年。感叹蔡泽的壮志不能如愿,要找唐举去相面我心中。知道天道难明跟随渔夫去同乐于山川。超脱尘俗远远离开,与世间杂务永远分离。

正是仲春二月,和暖的时节,天气朗。高原低地,木茂密,草滋长。鱼鹰振翅飞,黄莺婉转唱。鸟儿们交颈嬉戏翩翩飞翔它们关关嘤嘤地。在这原野的春光之中逍遥,令我心情欢畅。

于是我就在大湖旁长吟,在丘上高啸抬头向云间射箭矢,俯身往河里鱼钩;飞鸟被射中毙命,鱼儿因贪吃。我便射落云天中高翔的鸿雁,钓起水中深游的

不多时夕阳西下,皓月升空。游已极乐,虽然夜来还不知疲疲倦。想到老子的告诫,就驾车回草庐。弹奏五弦琴指法美妙,读圣贤书滋味无穷。提笔作文,挥文采,述说那古代圣王的范。只要我置身于俗物之外,哪管它荣耀与耻辱的所在?

 

在两汉文学发展中,新体汉赋与楚辞类作品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逐渐与新体赋合流,二者总称为辞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这种事例的实例。不过,最能代表汉代文学风貌的还是汉赋(新体汉赋)。

以今天的眼光看,汉赋铺张扬厉,气度恢宏,却又正因其堆砌辞藻、铺张夸饰的习惯而加深了文字的隔阂,令今天的读者欣赏,自然淡出了大众的阅读视野。

不过,汉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却绝不能忽视。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就是通过精心安排美丽的文字,整齐的句式,严谨的结构,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刺激读者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获得审美快感。语言在这里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乐中的声音、旋律一样,本身是艺术的直接表现。

在汉赋中,文学艺术渐渐有意追求自身的美。

  

诗歌:五言诗时代

两汉诗歌的发展,是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的过程。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就是搜集各地的民谣乐曲,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文章西汉两司马”之一)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四字一句),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兴起了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出现了《孔雀东南飞》这样的优秀长篇,《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在一些作品中,七言也开始出现。

汉乐府中的叙事诗,莫过于《孔雀东南飞》,毕竟这是和后来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的佳篇,只可惜太长了,只能请有心的同学自寻一观。汉代乐府诗中的抒情诗如《江南》、《上邪》、《长歌行》等等,都是传世名篇,附下供大家欣赏。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纯真自然,清丽甜美)

《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真挚强烈、动人心

《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由物及人,感慨深沉)

 

乐府古诗有了文人们的加盟,诗歌的文学性显著提高,文人也吸收了民间歌谣中的艺术养分。《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之作。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如爱情、亲情与迁逝之悲,人人可感,所以能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

下录两首供大家品读: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参考译文:

踏过江水去采莲花,兰草生长的沼泽有很多芳草。

采了花要送给谁呢?我想的人啊在遥远的地方。

回望那远方的故乡,漫漫长路迢迢无际。

两心相连却两地分离,唯余愁苦忧伤以至终老。

 

 

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参考译文:

那西北方有一座高楼,堂皇高耸与浮云齐高。

高楼镂著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丽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

楼上飘下了弦歌之声,那声音多么悲凉。

谁能弹此曲?莫不是那因为丈夫杞梁战死而痛哭不已,竟使城墙为之倾颓的女子。

商声清切而悲伤,随风飘扬,这悲弦奏到“中曲”,渐渐舒缓徐徐回荡。

弹奏一曲却伴随着声声叹息,回荡的乐声已渐渐停息而哀伤却难以消解。

不必叹惜铮铮琴声中流露的痛苦,更令人悲伤的是知音人那么稀少。

愿我们化作心心相印的鸿鹄,从此结伴振翅高飞。

 

小结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的时代,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两汉,除了辞赋、史传与诗歌之外,还留下了很多出色的政论散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王符的《潜夫论》等,限于篇幅,不作展开,诸君有意可自寻一观。

有汉一代,强大的中央帝国的形成,使汉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视野,因而产生宏大雄壮的作品,这也是汉代文学值得注意的特点。尤其是西汉,强大的国家给文人带来宏大的胸怀气魄,像司马迁的《史记》,我们今天就作为一部古代的历史书来看,但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实际是一部人类史、世界史、文化史。司马迁所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汉赋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也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 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这种“究天人之际”的气魄,大概只有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盛世王朝时,才能滋生这种首次征服世界时的新鲜感与纳天地历史于笔下的渴望。没有这样的朝代,便不会有这样的文学。

所以,到了汉时衰落时,文人们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便是典型。

在辞赋等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等,在后代大都被延用,产生过大量的作品,为后世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刘师培先生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从辞赋这样讲求辞采铺陈的文体成为汉文学的主流,就可以看出文学本身的美,或者说文学本身的价值已经开始觉醒,受到重视。

总而言之,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不过,对文学价值进一步发现,文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还要等到魏晋时代——这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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